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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嘉兴红色文化教育—五湖四海来相聚（一）

1920年4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一对俄罗斯夫妇走出车站，身后跟着一名华人翻译。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20世纪初的北京，早已不复大清王朝时期的繁华。从1840年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令这座皇城疲惫不堪。当然，他们三人跨越千山万水，并非是为了看风景。多年后，那名叫维经斯基的 男子提及这次东方之旅时，才透露出其目的一一共产国际东方局接到海参歲方面的电报，得知中国一年多前发生过几百万人参与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所以派他来看看。毫无疑问，这对夫妻隶属于共产国际，而那个随从，实际上就读于俄国东方大学 ,后来在海参威从事秘密工作，名叫杨明斋。一年多前的运动，即五四运动的消息，正是通过杨明斋等人传递到共产国际。

当时，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共产国际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俄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然而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里，已经有人先知先觉，嗅到历史潮流的气息。两年前，校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就开始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国十月革命摇旗呐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 一时代的强音，由〈〈新青年〉〉杂志广为传播，且引起俄国人的关注。因此之故，维经斯基一到北京，就找到李大 钊。李大钊凭借自身影响力，拉来大批思想活跃的青年与之交流座谈。维经斯基报告俄国十月革命、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台下听众有人频频点首，也有人微皱眉头。新生事物从来不会一出现，就被全部接受。几番来回，有人走，有人留，大浪淘沙，自古如此。

在1920年的那个春天，留下来坚持聆听，并与之互动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张国春等。多年后的今天，世人已无法细致追溯他们当年的所思所虑。每个人的心事也许不一，细微处也许有分歧，但对马列主义的兴趣、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兴趣应是共同的。1920年10月，以李大钊为核心，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取名“共产党小组”。张国煮、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青年学生是主要成员，李大钊既是师长，又是组织的首要负责人。老师带领学生闹革命，是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

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两个中心，北方以李大钊为首，南方以陈独秀为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即因此得名。实际上，上海党组织的创建犹在北京之前。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1916年去北京大学任教，但囿于人事纷争，1920年初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陈独秀团结了一批知识精英，如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等。这些人以〈〈 新青年》《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为媒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施存统、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菰等是重要成员。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切磋，思想越来越具有一致性。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在一起 ,组织的萌芽正在形成。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南下上海，第一站就是与陈独秀会合。像在北京一样，维经斯基也是通过座谈形式，与陈独秀等人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等问题。讨论中，由于观点分歧，众人也是进进出出。例如，〈〈时 事新报》主编张东菰参加一次就不来了；戴季陶参加一段时间后，认为社会主义与其早前信仰的三民主义不合，也自动退出。人选择思想，思想也选择人，有时真理摆在眼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分辨得清楚。历史总有遗憾，多年后，张东菰才会对这次与马列主义的擦肩而过懊悔不已。剩下的人越谈越投机，“走俄国人的路"逐渐成为共识。思想既已达成一致，组织建设顺理成章。7月19日,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提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余者大多同意。1920年8 月，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宣告成立，比北京中共组织还早两个月。应该说，相较于北京党组织，上海方面的人员队伍更强大一些，如李汉俊、李达、邵力子、 沈玄庐等都具有一定社会阅历，年岁也比北京的学生党员稍长。因此，上海俨然成为马列主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