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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红色文化教育—五湖四海来相聚（五）

上海、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马列主义依靠组织的力量，逐步向外围辐射，武汉、长沙、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青年纷纷受到熏陶。时代需要思想，年轻人需要指引，马克思主义在军阀混战、众人彷徨无措之时被引进中国，可谓恰逢其时。阶级斗争的学说、自由平等的学说，让青年学生为之热血沸腾。人们很快从“坐而论道” 转向“起而行事”，各地党组织在祖国大地冒出尖尖角。

各地党组织虽然具体情形不同，但几乎都是发自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邀约。例如，山东早期党组织，就是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是山东齐鲁书社的创办人，与上海的〈〈新青年》，北京的〈〈曙光>〈〈新 潮》等杂志负责人有密切联系，但他本人对社会运动无甚兴趣。因此，王乐平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并没有亲自参与， 而是转给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

王尽美、邓恩铭二人很早就团结了一批青年，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也就是共产主义学会。他们以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为基地，大量搜集共产主义书籍，研究共产主义。可以说，有形的共产党组织是在1921年成立，但无形的共产党思想，其实早就在进步青年中掀起波澜。对于王尽美、邓恩铭的活动，王乐平虽然不热衷，但也不反对，他只是远远的观看着。陈独秀的邀约传来，王乐平自然首先想到这两 人。“转信”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实际上给了那群读书青年一个历史性的舞台，让他们从书斋里走出来，与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相连。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到达上海，代表济南党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毫无疑问，他们内心是激动的。会后，王尽美情不自禁地提笔作诗云，“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并将自己的名字“瑞俊”改为“尽美”。王尽美、邓恩铭这样一群书生少年，虽然涉世未深，但却凭着直觉，凭着青春的坚定，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并最终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汉中共早期组织小组之建立，与济南很类似。武汉中学教师董必武、陈潭秋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列书籍，深刻认同俄国道路。董必武是国民党元老，曾跟着国民党东奔西跑数十年，心灰意冷之际，接触到马列主义，情绪为之一振。回顾自己参加的辛亥革命时，董必武讲，“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接触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董必武服膺马列，不仅是基于信念和理想，更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切认知。陈潭秋较为年轻，当时仅24岁，刚从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是在前一年的五四运动中，他可是武汉的风云人物，是学生游行的带头人，并被选为武汉代表去上海串联。在上海期间，陈潭秋不仅开拓了眼界，而且结识了董必武。革命者之间因为有共同的认知，所以总是一拍即合。回到武汉后，二人商定以“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2 0年春，武汉中学正式开学，陈潭秋、董必武都是创办者。依托学校为平台，马克思主义在武汉青年中广泛传播。陈潭秋曾对学生讲：“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 到路”。学生大规模聚拢，武汉中学由此成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中心。人员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活跃。陈潭秋、董必武等人都感到需要一个组织。恰在其时，上海党组织成员李汉俊给董必武去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同时，上海党组织又让刘伯承到武汉协助董必武。1920年秋天，董必武、 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刘芬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3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内召开秘密会议，宣告武汉中共早期组织成立。董必武、陈潭秋是主要负责人，9个月后，他二人再次奔赴上海，去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

最后重点谈谈长沙中共早期组织。毛泽东是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接触。那时，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他曾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借此旁听课程，学习新知。1920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游历上海，与陈独秀再次相聚。

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对陈独秀敬仰有加。二人多次交谈， 屡屡涉及马列问题。陈独秀的广博学识深刻影响了毛泽东。1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讲述往事时说道：在上海，“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革命精神从来都是代代相传，毛泽东当时也许不会料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坚定信仰，又给无数中国人以深刻影响。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与毛泽东谈及建党问题，明确讲“湖南由毛泽东 负责”。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通过新民学会联络进步分子，开展建党活动，多数会员对此极为拥护。例如，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就讲：“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9月初，毛泽东自己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时也讲，列宁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起来“真正可靠的党众"，建立了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这值得中国借鉴。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讨论建党问题时，也都认为必须“即刻着手”。彭璜说：“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熊谨町说：“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易礼容则认为：“过激主义本不可怕， 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不难发现 ,1920年前后，马列主义已获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认同。建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集体诉求。